:::金江波的个人博客:::

越界与异质空间

                                                                                  刘 凡

［中文摘要］本文从资本在空间中的越界所涉及的议题出发，探讨资本、权力与异质空间的关系与再现问题。从当代艺术作品对异质空间的“自我再现”所涉及的识别政治切入，分析艺术家如何策略性运用异质空间与主流文化想像，探讨全球化时代异质空间的展演议题。

［关键词］当代艺术   空间   越界   异质

一、引言

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来看，都市空间已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的生产模式之中，资本跨越了空间的边界，被用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场所，打破了传统空间的界线和同质性，带来的是由各种力量穿透的异质性的杂陈与无章。在全球化媒体时代，以西方男性白人为代表的主流目光感兴趣的是全球空间的异质部分，如何展演空间的异质性就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代艺术的开放性包容了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多种维度，出现了异化的消费空间、权力空间、居住空间等为主题的作品。不同主体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空间体验，伤害、幻想、迷茫、焦虑、不安、失落、孤独等对快节奏的不适应和前所未有的压力，从意识形态到日常生活，这些复杂的心理体验成为异质化空间在个体心灵里的隐射，也成为艺术家和观者解读这个时代的个体样本。在反映空间越界和实现“自我再现”时，出现了结构和解构两种不同倾向的作品。结构主义者关注的是社会物质条件或权力运作对个体处境产生的“结构性局限”，解构主义者将重点放在各种不同的延异和主体感受所释放出的不同的主体能动性。在“自我再现”的背后，异质空间作为进入跨国资本市场筹码的同时，也成为抗拒资本发展的叙述聚点，它提供了一种另类的空间生活的想像，一种可以作为探讨资本叙述之外的另类“现代性”空间。

本文吸取了昂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曼纽尔·卡斯特、爱德华·苏贾等理论家关于城市与空间的理论，采用福柯知识系谱学的方法，来探讨现实的和艺术作品中的都市空间所构成的知识文化系谱，以及艺术家独特的心理认知、情感体验和艺术倾向。

二、正文

 随着这些新技术和新经济规程的产生，人们看到了一种空间思想的诞生。它不再是对领土城市化治安状况的模仿，而是远远超出了城市主义和建筑学界限之上的扩展。（米歇尔·福柯1984）

  没有东西是基本的。这正是社会分析（和社会空间分析）的兴趣所在……在目标之间只有互惠的关系和没完没了的隔阂。（米歇尔·福柯1984）[i]

1、空间界线的否定

   几乎所有的空间概念都与边界有关。区域空间、国家空间、个人空间、公共空间、地下空间、地面空间、大气层空间、星球空间……空间穿越了纯粹的形式和理性的抽象，空间的概念展现的是文化的视阈和过程的焦点。我们生活的空间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都市中徘徊，走在大街小巷，你会不经意地发现众多大小不同的红色或黑色的“拆”字。“拆”似乎代表了都市管理者的政绩，“拆”似乎代表了时代的进步，“拆”似乎在诉说着新时期城市化的进程，“拆”打破了原有的空间界线。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在《恶之花》中以“游荡者”（flàneur）的身份在19世纪巴黎的商业空间里穿行，提出了现代工业化的城市风景及其产生的城市话题。十九世纪的巴黎和二十世纪的纽约被普遍看作现代城市化的缩影。[ii]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十分曲折。新中国成立后，二元分割的城乡户籍制度以及反城市化政策，使得城市发展长期停滞，甚至出现倒退。中国城市化的大规模发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发展经历着全面的新陈代谢，城市空间被卷入了利益争夺战之中，被中国传统文化构建出的独特空间，在资本和物质的巨大冲击下被重新构造和组织。绝大部分建筑，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历史的还是新建的；重要的还是无足轻重的，都一律推倒重建。艺术家张大力在北京街头众多拆迁的墙壁上画上随处可见的类似于自画像的涂鸦头像，与背景中高楼大厦相应成趣，建筑物上大大的“拆”字是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物理空间变迁和改造的标记，也是人们心中有意无意涌现的丝丝欣慰和淡淡痛楚。张大力将自我的涂鸦图像投射于承载着记忆的空间之上，并以摄影记录下这座城市迷失而自相矛盾的可知聚点。过去的社会发展理念已经完全过时，房地产热成为国家兴旺的驱动力，在中国各大城市，一排又一排的新式写字楼和商品房成为大都市的标志。笼子般的公寓和眼花缭乱的大卖场，代替了过去其乐融融的街坊和货郎担，都市空间正在经历着大跃进式的增长，许多艺术作品中都出现了凝视伟岸高楼的画面。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迷宫、一个游乐场、一座超级购物中心，我们的生活已被梦一般置入式的商业空间打上了烙印。“城市空间的可读性成了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心理安全与人类经验的深度和强度问题。”[iii]

如果我们运用新马克思的眼光来看待资本在都市空间里的配置，那么19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借助铁路、公路等交通技术，大大改变了城市空间的面貌。空间的障碍随着铁路、公路的延伸被不断地排除，空间自身固有的屏障在资本流动的本能下逐渐崩溃，空间和时间实质上都被压缩了。英国文化理论家雷纳尔·班汉姆（ReynerBanham）称之为的“汽车乌托邦”（Autotopia）的便利条件下，城市居民移居到郊区，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增长停滞，而城市周边区域不断扩大。近年来，中国以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方式，建造和正在建造新的地铁和高速公路系统，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追英赶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市区人口不断由城内向郊区拓展，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城市的尺度被无限地扩张。 地点与地点之间、场所与场所之间，所有空间的距离都是以机动车的行驶里程为衡量标准。班汉姆在他1971年的著作《洛杉矶：建筑学的四种生态》（Los Angeles：The Architecture of Four Ecologies）中指出，城市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运动的不懈诱惑。“流动性比庞大的城区更重要……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iv]无止尽的环城公路、连接主城区的网状高速公路以及正在修建的轻轨和高速铁路，四通八达的道路犹如人体的脉络，正在成为北京、上海等城市新的生活方式，城市空间由于交通的便利不断得向外拓展，城市正在向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水平方向无限延伸，“南捞族”、“北漂族”成为城市化的靓丽风景，流动性给机会主义者带来了乌托邦式的美好愿景。

对速度无尽的追求使得物体的移动成为目标本身，空间中的人“处于一种被催眠的状态下，并以此来感觉世界；身体完全没有感受到空间的存在，只是被动地在片断而不连续的都市地理中朝着目的地行进。”[v]许昌昌的作品《路口》（2006）记录下汽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在叉路口嘎然而止的痕迹，似乎是在说明一种沉浸于流动视觉空间体验中的错觉，一种由流动和速度产生的空间焦虑。“驾驶引起了一种变平的效果，消除了时空的分裂，对于现在来说，任何事实都变得均质。它允许人、地点、事物连续不断地袭来，一旦车辆过去，就很快被忘掉。驾驶消除了记忆。”[vi]路边毫无特色的风景在眼前展开快照式的无尽排列，这是一种全新的、非常离奇的并使人迷惑的都市空间，飞速袭来又飞速离去。他的作品体现的是人们在速度和技术面前的迷茫和无措。虽然艺术家心中有一个目的地，但在无字的指示牌前，欲望变成了一种空间的错乱，路面上急刹车的痕迹印证了一种身体上和心灵上的焦虑和迷失感，一种对社会发展和生活方式改变的不安与恐惧。

这种对速度的追求使人联想起二十世纪初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艺术家。在经历了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之后，他们表现出对速度、科技等元素的狂热喜爱，以及对汽车、飞机、工业化城镇等的狂热兴趣，因为它们是依靠技术进步征服自然的象征。我们今天的空间变化与二十世纪初未来主义所经历的有许多相似之处，新住宅、新写字楼、新超市、新公路，一切新事物都在飞速地出现。一条条排列着高层建筑大道代表了一种新的都市密度与发展模式：写字楼、公寓、酒店和无处不在的汽车……速度不仅使人感到兴奋和刺激，同样使人在一种超速中产生不安与焦虑。

2、异质空间的展演

艺术作品是一个屏幕，一个中介场所，它不仅投射了再现的主体，也反映了创造出的主体，同时，它也投射了凝视的角度／模式。在全球化媒体时代，以西方男性白人为代表的主流目光（凝视）感兴趣的是全球空间的异质部分，如何展演空间的异质性就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课题。下文将以都市空间的建构出发，探讨异质空间的展演问题。福柯在他1967年的论文《论异度空间：乌托邦及异托邦》（“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中提出：

（我们今天处在）空间的新时代……，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不再只是穿越时间的漫长的生命历程，而是由点和交错的线链接而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我们生活的空间，使我们摆脱自我，并在其中消磨着我们生命、时间和历史，这个钳制着我们、折磨着我们的空间，其本质上，也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空间……我们生活在一整套勾画现场的关系之中，而这些现场是彼此不能还原，并且是彼此绝对不可能重叠的。[vii]

西方城市的异质化，经历了从现代工业化的城市空间到后现代工业化的城市景观和由此而产生的戏剧性演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的发展逐渐融入这一趋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当西方主流媒体感叹“全球化”在中国没有遇到任何意识形态上的抵抗，反而得到中国人的迅速响应，并将其作为一个新口号，广为传播时，我们的都市空间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空间原有的、独特的、有时间性的内容，正逐渐与商业化的、无特性的空间混合。都市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土地、空气、光线等都被纳入生产力与商品之中。这不仅与中国几千年来的重义轻利的传统毫不相容，也与建国以来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它代表的是新教伦理中重商重利的文化。一般人都把文艺复兴看作是西方历史“划时代”的转折点，但从更深刻的意义说，文艺复兴只是作为铺垫，更为根本的转折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它开启了重商重利的“新教伦理”。“这种重商重利的资本主义伦理，正是今天借物质科技的优势强霸全世界的西方文化精神。”[viii]有学者曾称，这种重商重利的资本主义伦理的入侵，是一场比“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影响更大的、且更具破坏力的“文化革命”。

这场“文化革命”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野火，随着哈耶克、波普尔、吉斯登、诺齐克、弗里德曼的思想在中国蔓延，新自由主义崇尚个人主义，否定国家干预经济的功能，主张对公共财产公司化、商品化和私有化，它“并不像左翼和右翼评论者所说的那样使国家或国家机器（比如法院）远离干涉……一方面维持金融体系的完整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金融体系中的不负责的自我膨胀的个人主义却制造投机主义的不可测和周期性的不稳定；一方面表面上是鼓吹竞争，而事实上却是少数集中化了的跨国公司垄断力量的不断联合。”[ix]新自由主义通过跨国公司达到资源的全球配置，实现全球化。中国近百年来的世界主义清结，使得全球化被认定为是世界潮流、历史必然，西方学者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在其著作《漫长的二十世纪》（1994）中提出：“一个国家可能成为世界霸权，因为它能令人信服地宣称它对于一些国家或者甚至其他所有国家而言的权力扩张是符合所有国家臣民的普遍利益的。”[x]而事实上它是新自由主义宣传的产物，是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它所说的普遍利益只是规则制定者的利益。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全球化’（被用来）意指一种旨在统一世界经济场的经济政策：通过一整套法律政治措施，取消所有对这种统一的限制，取消所有对这种扩张的障碍（大多与民族国家相连）。这正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定义，它与一场真正的宣传紧密相连。”[xi]布迪厄反复强调，“全球化”是有预谋和有组织的“政治行为”，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灌输工作”。

在经济上，这种“政治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推广“全球化”，使资本在全球重新配置，其中“扩张的障碍”也包括扩张中遇到的空间障碍，空间不再只是作为生产物质的场所，空间本身也加入到生产中来，成为生产的对象。空间成为了生产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空间也成为了逐利的方式和内容，空间于是成为了利益争夺的交点，其异质化的特性随之产生。空间具有使用价值并可成为消费的对象，空间可以是政治的工具，也可以是斗争的场所。当然，如果按照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的观点，空间还可以分为：绝对空间、抽象空间、共享空间、差别空间、资本主义空间、具体空间、矛盾空间、文化空间、差别空间、主导空间……。人们对空间观察的角度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空间划分。当我们对空间的“感受越是详尽，就越能够清楚地意识到空间内部所蕴涵的矛盾。这些矛盾促成了抽象空间的拓展和另类空间的出现。”[xii]在这里，笔者并不试图对空间生产作清晰的区分，而是对空间的异质化属性所带来的丰富的空间体验加以分析。

如果我们在艳俗艺术中看到的是运用象征消费的器物符号，来批判消费社会中人们对物质欲望无节制的追求和道德的沦丧，那么我们在资本日益渗透、全球化资源配置愈加明显的今天，廉价的生产空间消费成为艺术家关注世界经济产业链最敏感的场所。金江波的《中国市场图景》和《经济大撤退》用纪实的手法，拍摄了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制造业的不同景象。他不同于新闻照片的巨大画幅，分别展示了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繁荣和东莞外资企业撤走后的萧条。全球化的神话在顷刻间坍塌，它消解了新自由主义所粉饰的浪漫而夸张的臆想，表明这只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这是一个将无限剥削作为终极目标的关于金钱和利益的乌托邦。廉价的生产空间是实现资本无障碍流通的基本保障，资本的扩张使全世界空间被非领土化，它们之前的主权意义被剥夺、抹去或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和商业利益的扩张和渗透。被资本抽离之后的空间是冰冷而无用的，空旷的厂房和无人操作的机器似乎在诉说着繁荣的记忆，紧闭的大门和废弃的产品为资本的残酷和谎言烙下了无声的视觉脚注。它因资本而生，因资本而亡。在当今无限追求摄影观念性的背景下，金江波用摄影的纪实性和新闻性为理解异质的空间带来了新的感受。

近几年，城市的结构已经出现了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消费空间逐渐占据大部分的城市空间。设想一个中产人士， 他／她住在房地产商开发的高档小区，开着汽车或坐地铁去写字楼上班，中午叫外卖或去快餐店吃饭，晚上或周末去超市购物、文化娱乐中心休闲，节假日去人工景点旅游……，他／她的一系列活动都在消费空间进行。空间消费在都市生活中，既是个体体验，也是群体体验、社会体验，更是城市发展的现状态。从个体日常生活去体验消费空间，会发现这些空间已渗入到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环节，如果都市人出门看不到广告；休闲时没有商场超市可逛、没有电影院可去；节假日没有人造景点或娱乐场所去放松一下的体验，他们将无所适从。缪晓春的《新都市现实》系列展现的是新消费主体与消费空间的体验，迷幻而巨大的消费空间与渺小的人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微乎其微的人群被体量庞大的建筑吞噬，个体意识完全湮没在物质化的消费空间中，梦魇般街面广告不仅是都市的彩妆和华丽外衣，也是商品符号价值亦真亦幻的展示。行人的意志被更加物质化的街道所吞噬，在消费空间里漫无目的地游逛变成了他们的精神鸦片或麻醉剂。消费空间从不让时间变得漫长，它压缩了时间感，也压缩和简化了我们的生命。

全球化带来的是传统同质空间的解构，带来的是一种异质性的混合状态。都市空间由新中国成立以来纯粹的政治权力空间，逐步替换为资本与政治权力混合的新权力空间和消费空间。90年代以来，城市化导致了传统居住空间被大规模吞噬，由于资本的作用平房、胡同、大宅院等传统城市元素逐渐消失，现在的城市已是高楼大厦林立、公路铁路纵横交错， 停车、绿化、安全……都以货币计价，就连空气也成为消费的对象。任何一块地皮如果在制造效益上停滞不前，空间利润不能实现增值，那么毫无疑问的会被解构重组，进行商业开发。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和金融资本的勾结，产生了一个非自由竞争的畸形物。空间的私有化使原有的计划配置的居住空间成为流通的商品被个人占有，人们对居住空间的理解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有情感支撑的家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具体的经济问题，空间的大小成为衡量幸福的标准、身份的象征，情感已退居其次，有房成为谈婚论嫁的前提。空间的消费造成了居住的隔离，“房地产只对利润和保持城市的商业活力感兴趣，随着私人或企业控制地盘的扩大，随着他们将城市空间从传统的空间中剥离出来，城市的空间正在消失和变得支离破碎。”[xiii] 我们 对所居住空间的个人身份认同感、社区感、时间感、地点感 正逐渐发生变化，一种无时间性、无个性的空间正在形成。邢丹文的《都市演绎》表现了居住空间内都市新兴的中产阶级女性的哀怨情愁。她的作品以北京最具代表性的房地产商SOHO的楼盘模型作为活动空间，并以极富戏剧性的自我表演作为叙述对象。邢丹文通过模拟自杀、他杀、情杀、偷情、购物、车祸，还有不相往来的男女等亦真亦幻的生活场景与房地产商鼓吹的虚拟的、体面的都市生活对比，揭示了日益现代化的都市中，中产阶级女性内心的孤独并不会因为居住空间的改变而减轻的现状。

空间是权力运作的场域。王国锋拍摄的《理想》系列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十大公共建筑。这些融合了中国传统风格、西方古典主义风格和苏联风格的建筑，不仅仅是一种风格的嫁接，更是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国家美学、国家权力的体现。对现实中真实世界的记录指向的是历史中的真实，指向的是记忆中对真实的拷问。重温这些体量庞大的权力空间，让人体会到一种被权力压倒的感觉，一种历史的沧桑和岁月的沉重。旧的建筑仍在，新的建筑又起，但一切已物逝人非。由国家推动的市场化改革，在现代化和改革的名义下，使得国家机器全面地进入到经济范畴。传统的权力空间正在从政治向经济转移。在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传统的政治精英正在将自己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并通过与资本的交易了换取利益，资本从而得到权力机器的支持，得以按照资本的偏好来设计和改造都市空间。政治与资本的结合造就了新的权力空间。在各种空间不断被资本充斥的今天，CCTV大楼、国家大剧院、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金贸大厦等一批代表了新权力空间的建筑拔地而起，中国已经成为追求视觉刺激的洋建筑师的“新武器实验场”。于洋、周军等艺术家用超大的画幅详尽的记录下这些巨大建筑空间，记录下传统权力空间再生的野心。毋庸置疑，这种权利空间已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它们是割裂传统和历史的显证，也是当代城市新生的体态特征。作品中充满张力的庞大体量压制了身体的感觉功能，使人产生一种视觉上的疏离感，进而转化成一种心理上的疏远和身处闹市无人问的寂寞感。

资本与政治结合产生了新的权力空间。此外，随着资本的扩张和渗透，我们的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隔离区域，新兴住宅区的围墙和栅栏成了城市里的一条条隔离带，城市空间变得支离破碎。一个被居住小区或社区大门和柏油路隔离的社会，使今日的城市不再连续。整个城市被另一种权力所控制，花园式别墅和高档公寓的大门和监控器的增加导致了公共场所的分化，它们已经成为以资本为主导的隐形的权力空间。“当以金融资本为主要形态的市场主义成为一种霸权的时候，许多人也会将现实的市场扩张和政治支配描述为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历史进步的历程。”[xiv]城市空间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物质媒介，获得了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政治经济地位。城市交通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和空间，高速公路、高架桥、高速铁路、轻轨、地铁，以及宽带、网络、无线通讯等等。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城市被粗暴地切割成一条条、一块块不同功能的区域，精确地说，这是一个被严重分割的空间。虽然汽车作为流动的都市空间，将分割的城市连接起来，但并未改善都市人之间的分离和隔绝，一辆辆汽车就像都市空间中移动的堡垒，车窗玻璃构成了透明的但无法逾越的障碍，即使是街坊邻里、亲戚朋友也无法在路上照面问候或并肩聊天，而只能留下呼啸而过之后长长的遗憾。随着机动车的增加，另一种空间的消费也随之增长，那就是停车场地的消费。于是，大量原本提供给人们步行交往、户外活动的场地让位给停车用地。人们发现，空间消费的越多，失去的自由也就越多。

3、空间“越界”的省思

空间越界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如果界线可以穿透，也可以取消，那么越界就不一定是消弭疆界，去除疆域的问题。它包含的可能是多种界线的相互渗透和掺杂。在省思中国近年来的历史时，汪晖认为：“1989年以降交替出现的‘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叙述和历史叙述……都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存在密切的、这样的或那样的关系。这些名目的相互交替（甚至相互矛盾）显示了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权力构架的转变。”[xv]各种“名目的交替”代表了各种权力和利益集团的斗争，政治、权力、资本在空间疆域中相互渗透，并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奇迹和特例。戴维·哈维在《新自由主义和阶级力量的重建》谈到中国时指出：“中国也逐渐形成了（很像美国里根时代）一种非常特别的（并且肯定是不稳固的）混合的政治，既有政府指导下的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负债经营，又有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更随心所欲的私有化，还有权威主义统治下的阶级力量的巩固／联合。”[xvi] 空间作为展示各种力量的舞台，在当代艺术作品中艺术家是怎样实现“自我再现”？“自我再现”的背后隐含了什么样的“识别政治”？

物理空间的急剧变化带来的是主体心理空间的冲突与落差。杨福东的作品《第一个知识分子》（2000）描绘的是一位身穿西服、一手提公文包、一手拿着砖头的现代知识青年，他“受了伤，血沿着他的脸流了下来，他想作出反应、想反抗，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把手中的砖块砸向谁。他不知道是自己出了问题，还是社会出了问题。”[xvii]杨福东的知识分子形象惟妙惟肖地反映了八十年代参与国家改革方向大辩论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在随后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推广以及与原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消费主义、市场主义等一系列新观念中的迷失。身处市场经济下的消费主义都市空间与他们原有的左翼文化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使他们无所适从，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他们被撞得头破血流。

80年代乌托邦情结与90年代消费主义时尚之间的冲突，经常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伤害或迷失，而艺术恰好成为这种心理伤害的治疗师。近些年来出现了大量反映心理伤害的作品，这些视觉作品是建立在心理学而不是理性的哲学层次之上，它反映的是这一代人心理结构的演化和无法释怀的失落感。在刘谨《受伤的天使》（2005）系列作品中，他将自己装扮成天使形象，洁白的羽翼粘满了鲜血，而天使所在背景是“一个被各种想像和欲望分割的城市。狭小的个人空间、腐化的社会风气、陌生的人群，无法释怀的压力最终变成了一种伤害，受伤的天使在城市上空俯望，时而落在庞大楼宇的脚手架上，时而悬吊于巨大的铲车上，时而驻留于名胜遗迹中，对于个体来说，期望肉 体征服城市的钢筋水泥是一种不可及的幻想，但这成为艺术家自我救牍的心灵体验。”[xviii]

艺术作品中表现的异质化空间对人们所造成的伤害成为一种文化视阈，一种记忆政治学，一种文化渗透中表现出的策略行为。伤害心理所表现出的政治意识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想倾向的问题，而是现代政治经济的特殊文化语境所造成的文化生态和艺术家聚散的特殊心理。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将艺术家对都市的体验和城市空间“经理人”的认知看作是对城市空间的不同理解。空间“经理人”将传统的空间理解为一种经济障碍，一种必须被拆除的空间障碍，一种地产的价值和过渡性的易逝之物；而艺术家以及很多知识分子将街坊邻里这样的传统空间理解为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记忆，人类永久的生存之所。这种不同的理解也许没有绝对的正误对错，它代表的是特定时空人们看待空间的不同角度。但空间最终的解决方案将取决于各自的社会权力，空间已成为资本运作下的权力的流通场所和媒介。通过网络等现代媒体的传播，犹如孤岛般耸立的成都“最牛钉子户”的图像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个体对传统空间的捍卫，对生活方式的捍卫，在强大的资本权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权力决定着空间的最终命运。

城市空间的惊人变化，城市生活的紧张和喧嚣带来的不仅是伤害，同时也包含了期待、幻想、迷茫、焦虑、不安、失落、孤独等复杂的情绪情感，以及对快速节奏的不适应和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些复杂的心理体验成为一种自我反思，从意识形态到日常空间，矛盾的生存状态使艺术家能够更加细微地观察城市内部的空间和自我心理的变化，捕捉微观的、生活中呈现出的诗意。

作为新生代的代表曹斐的作品更像是嘈杂都市中的幻想曲。她的《角色》（2004），描绘了都市中的“世外桃园”，优雅的地平线被远处的高楼模糊，前景是位于市中心的一块天价“地王”，由于长期闲置已杂草丛生。荒草中藏着几只人造的“野生动物”。豹子和斑马身上坐着身穿奇异服装、象征着新新人类的卡通青年。高楼林立的都市与大片“原始森林”形成对比，这是如今都市生长发展中经常出现的画面—被高楼包围的大片闲置土地，它激起了一种对立的“和谐”。福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种虚构和真实同时存在并相互碰撞的空间里。”异质化空间例证了当代一种远离“历史”走向人们体验的转变，这种转变依据的是“一个各点相连、相互交错并纠结在一起的网络……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被空间视作是场域之间关系的一种形式。”[xix]生活在一个相对轻松、充满卡通式幻想时期的新生代，飞速变化的、分隔的都市空间并不能抹去他们充满幻想的激情。个人化的空间幻想与异化的、错位的公共空间到底有多少吻合的地方？这可能要取决于权力的良知和个体的奋斗与妥协。显然，曹斐的异托邦是一个鲜活而生动的空间，同时拥有具体和抽象的特质。这是一个赋予幻想的并深深印刻着主体体验的空间。我们无法接近她的城市，只能从远远地观看着它显露出来的冰山一角。

储云在《shenzhen》调查了人们对深圳的认知错觉，依据人们凭记忆描绘的地图，对谬误处进行整合，创作出一个名为“shenzhen”的城市沙盘。它排除了那种主流的、公共的、政治的、特征明确的自身属性，小写的深圳记录了一个非主流的、私人的、个体的、流动的地理空间。“这是一次对真实存在的谬误区域的考察。无论外部世界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无论产生谬误的区域处于什么位置，它不停地产生出种种关于现实的错误理解，种种错觉和混乱，在我们自身与外部环境之间建立起积极协调的作用，使我们得以生存并建设。”[xx]储云的作品将个体对空间的体验呈现出来，打破了一种封闭的观看方式，将异质性主体的空间体验纳入作品中，使我们发现对现实空间的错误理解不知不觉地引导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对空间的体验究竟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除了用一种本属于观光客的绝对清晰但碎片式的印象，我们还能怎样理解和谈论自认为熟悉的城市？这是一种非主流的都市体验，一种真实的空间体验。换一种方式来说，在主流文化谈论空间体验时，总是通过压制“意外的异质性”（emergent heterogeneity），来有效而精确地认同其为主流文化。储云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心灵上，同时也是身体上的焦虑和迷失感。那些长期被主流文化忽略的身体体验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空间，其间充满了无法避免的差异和冲突，以及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在这种落差面前，人们对空间产生了陌生的距离感。都市空间体验的丰富性与多元、交叉的作品图式形成内在呼应。这既是创作群体由内至外地呈现群体对艺术本体的守成，又最本质地反映出异质化的空间与创作者的体验之间互动。

在反映空间越界和实现“自我再现”时，出现了结构和解构两种不同倾向的作品。前者注重社会物质条件或权力运作对个体处境产生的“结构性局限”，个体是结构困境的被动承担者；后者则主张将重点放在建构中各种不同的延异和主体感受所释放出的不同的主体能动性。在一系列表现迷失、伤害的作品中，个体被动的承担着对资本和权力运作下的空间的不适应感和焦虑，这种怀旧式的忧虑是一种自我生存的排解方式，并以怀旧的方式回到混乱的网状空间里的身体中心。在解构倾向的作品中，更强调恢复主体（性）的空间与能量，重新强调日常生活空间在大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换句话说，并不存在一个同一的主体让社会建构往同一个方向进行，所有的建构由于各种延异而释放出不同的主体能动性。

在“自我再现”的背后，异质空间作为进入跨国资本市场筹码的同时，也成为抗拒资本发展的叙述聚点。它为主体提供了一个颠覆笛卡儿式的“现代性”秩序的场域，它是一种“差异政治”的显现，它与国家认同、全球化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多层次的纠缠、对话、协商和抗拒的关系。我们不能仅仅用反物质主义、清教徒式的消费批判来看待物质化的空间生产，异质空间的价值不在于成为资本世界的一件商品，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另类空间生活的想像，一种可以作为探讨资本叙述之外的另类“现代性”空间。

三、结论

今天，我们在艺术作品中所看到的空间不再是为了表现主体而提供的一个可有可无的背景，也不是从几何学角度呈现的“空洞的空间”，它包含着丰富的指涉和内涵，它从以往的从属陪衬地位演化为独立的艺术主体，从而形成一种从意识形态到日常生活的空间本体论。

随着资本的渗入，我们空间已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生产模式之中，资本打破了空间的界线，空间原有的同质性发生了改变，成为全球化媒体时代，以西方男性白人为代表的主流目光所感兴趣的全球空间的异质部分。政治、权力、资本在空间疆域中相互纠缠，各种空间边界相互渗透，当代艺术作品出现了异化的消费空间、权力空间、居住空间等为主题的作品，它们为主流目光提供了一种另类的空间生活想像，同时也成为抗拒资本发展的叙述聚点。它们折射出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民主意识所引起的心理和情感的纠葛和冲突。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对空间的体验展现的是艺术家的一种被动的、对抗式的结构或者是一种尊重差异性的解构，带着某种现代主义的忧郁而怀旧情绪，他们作品中呈现出是抽象的、意识形态的和权力斗争的空间，在宏大的空间叙事中，聚焦于个体内心的空间感受。不同主体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空间体验，伤害、幻想、迷茫、焦虑、不安、失落、孤独等对快节奏的不适应和前所未有的压力，从意识形态到日常生活，这些复杂的心理体验成为异质化空间在个体心灵里的隐射，也成为艺术家和观者解读这个时代的个体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