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经历一系列复杂的转型，这将为它跻身发达国家奠定基础，而中国有望在未来25年内做到这一点。经过三十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加之应对不久前全球危机的政策取得巨大成功，中国的自信心正在不断攀升。但是，政府从这场危机得到的经验教训，可能不是国家长期发展的最佳指南。
中国面临的几个并列且互有关联的挑战对自身发展及全球经济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挑战包括：
经济需进行微观层面的调整，巩固国家新兴的中等收入国的地位；
经济宏观层面的转变，使家庭收入和消费达到更高的水平，使中产阶层更快速增长；
扭转现在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 降低相对投资显得非常高的储蓄水平，从而减少经常帐盈余；
降低未来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
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事实上，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已达到关乎整个系统的很重要水平。但是，中国做到这一点，与以往任何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前任国家相比，其人均收入水平相对来讲是低得多。原因是中国迄今依然是人口最多的国家，而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了30年。一个已颇为复杂的政策议程又加入了估算这个国家全球影响力的内容，大多数国家在这一阶段只需基本以国内为焦点。
中国需要平衡这些国内和国际优先事务，但它仅有很少的历史经验来指导应该怎样做。(印度将在大约10年后来面对这一问题，目前它还在持续快速增长中。)
国民平均收入达到约4000美元(对购买力进行调整这一数字将更高)，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是或正在进入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状态。这是一个困难的转折，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国家因结构转型停滞而丧失了动力。
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正在失去其竞争优势，必须允许它们衰退或迁移到内陆(最终它们还是会衰退)，它们将被更多依赖于技术和人力资本的行业所取代。
在过渡期间，服务业毫无疑问地将继续增长；加工业上下游的高附加值行业和职能部门也有必蓬勃发展；全球性品牌应该开始出现，政府在企业的所有权将继续减少，公共部门的投资将转向教育和研发。
全球和国内的市场，而不是中国政府，将越来越多地推动这种转变。计划性行业将衰退，国内市场和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将表现更加突出，城市化的加速将推动公共领域投资。
在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约占中国国民收入的60%，家庭储蓄率接近可支配收入的30%。相比其他国家，前一数字较高后一数字较低。对于中国来讲，这样的状况使得消费量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40-45%之间。要加强国内市场来推动收入的增长，加速中产阶级的增长，这些数字需要转变。
中国的家庭收入必须有所提高，且用于社会保障、保险和服务的储备金应更为充足，而预防性储蓄应当减少。通过扩大作为增长动力的国内市场，这两方面都将支持国家向中等收入国转变，并且在可预期的全球需求疲软时候维持经济的增长。
但最重要的是，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尤其是服务行业，有必要基本上取代曾将农村人口拉入现代经济充当就业发动机的出口行业。随着出口行业转向高附加值行业，它将不再象过去那样提供如此有效的就业功能。
中国企业的多数投资一直来自留存收益而不是向家庭融资。政府继续拥有剩余国有企业的50%以上，但政府并不需要或不使用企业收入。这两个收入来源(公司和政府)的很大一部分必须重新定向到家庭。
高速增长和城市化导致城市地区的收入迅速上升，而农村地区的增幅较小。一大批移民劳工和家庭(150至200百万人)的正式居住地仍在农村，但事实上他们是权利和获得服务都受到限制的城市移民。由此而造成的社会紧张局势正在通过扩大农村服务、向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投资，以及农村移民的身份合法化等方式来解决。
中国在过去遇到了艰巨的挑战，基本上其表现一直胜过外界怀疑的预测。但是，现在中国也必须面对全球性压力和责任，部分原因是中国庞大的规模和影响。但是，中国也要面临这样一个外部环境：它偶尔会出现对这个国家政体的敌对，有时会高估或低估数百万脱离贫困迅速崛起的中国人；出现视全球经济为一场无赢家游戏的倾向性，错误地把中国的经济成就归因于汇率管制等某些不合作政策。
中国必须面对国内转型的挑战以维持经济增长，并主张自己有发展而不因其规模而受到处罚的权利。但是，中国也必须在全球性不平衡、经济、财政稳定和管理方面承担更大责任，同时要代表较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世界的其他国家会在这一复杂转型的结果中获得巨大利益。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