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下一座要爬的山

8. 二月 2010
中国正在经历一系列复杂的转型,这将为它跻身发达国家奠定基础,而中国有望在未来25年内做到这一点。经过三十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加之应对不久前全球危机的政策取得巨大成功,中国的自信心正在不断攀升。但是,政府从这场危机得到的经验教训,可能不是国家长期发展的最佳指南。

  中国面临的几个并列且互有关联的挑战对自身发展及全球经济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挑战包括:

  经济需进行微观层面的调整,巩固国家新兴的中等收入国的地位;

  经济宏观层面的转变,使家庭收入和消费达到更高的水平,使中产阶层更快速增长;

  扭转现在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 降低相对投资显得非常高的储蓄水平,从而减少经常帐盈余;

  降低未来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

  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事实上,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已达到关乎整个系统的很重要水平。但是,中国做到这一点,与以往任何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前任国家相比,其人均收入水平相对来讲是低得多。原因是中国迄今依然是人口最多的国家,而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了30年。一个已颇为复杂的政策议程又加入了估算这个国家全球影响力的内容,大多数国家在这一阶段只需基本以国内为焦点。

  中国需要平衡这些国内和国际优先事务,但它仅有很少的历史经验来指导应该怎样做。(印度将在大约10年后来面对这一问题,目前它还在持续快速增长中。)

  国民平均收入达到约4000美元(对购买力进行调整这一数字将更高),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是或正在进入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状态。这是一个困难的转折,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国家因结构转型停滞而丧失了动力。

  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正在失去其竞争优势,必须允许它们衰退或迁移到内陆(最终它们还是会衰退),它们将被更多依赖于技术和人力资本的行业所取代。

  在过渡期间,服务业毫无疑问地将继续增长;加工业上下游的高附加值行业和职能部门也有必蓬勃发展;全球性品牌应该开始出现,政府在企业的所有权将继续减少,公共部门的投资将转向教育和研发。

  全球和国内的市场,而不是中国政府,将越来越多地推动这种转变。计划性行业将衰退,国内市场和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将表现更加突出,城市化的加速将推动公共领域投资。

  在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约占中国国民收入的60%,家庭储蓄率接近可支配收入的30%。相比其他国家,前一数字较高后一数字较低。对于中国来讲,这样的状况使得消费量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40-45%之间。要加强国内市场来推动收入的增长,加速中产阶级的增长,这些数字需要转变。

  中国的家庭收入必须有所提高,且用于社会保障、保险和服务的储备金应更为充足,而预防性储蓄应当减少。通过扩大作为增长动力的国内市场,这两方面都将支持国家向中等收入国转变,并且在可预期的全球需求疲软时候维持经济的增长。

  但最重要的是,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尤其是服务行业,有必要基本上取代曾将农村人口拉入现代经济充当就业发动机的出口行业。随着出口行业转向高附加值行业,它将不再象过去那样提供如此有效的就业功能。

  中国企业的多数投资一直来自留存收益而不是向家庭融资。政府继续拥有剩余国有企业的50%以上,但政府并不需要或不使用企业收入。这两个收入来源(公司和政府)的很大一部分必须重新定向到家庭。

  高速增长和城市化导致城市地区的收入迅速上升,而农村地区的增幅较小。一大批移民劳工和家庭(150至200百万人)的正式居住地仍在农村,但事实上他们是权利和获得服务都受到限制的城市移民。由此而造成的社会紧张局势正在通过扩大农村服务、向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投资,以及农村移民的身份合法化等方式来解决。

  中国在过去遇到了艰巨的挑战,基本上其表现一直胜过外界怀疑的预测。但是,现在中国也必须面对全球性压力和责任,部分原因是中国庞大的规模和影响。但是,中国也要面临这样一个外部环境:它偶尔会出现对这个国家政体的敌对,有时会高估或低估数百万脱离贫困迅速崛起的中国人;出现视全球经济为一场无赢家游戏的倾向性,错误地把中国的经济成就归因于汇率管制等某些不合作政策。

  中国必须面对国内转型的挑战以维持经济增长,并主张自己有发展而不因其规模而受到处罚的权利。但是,中国也必须在全球性不平衡、经济、财政稳定和管理方面承担更大责任,同时要代表较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世界的其他国家会在这一复杂转型的结果中获得巨大利益。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

世博倒计时90天--“上海,呀上海:引擎计划”拍摄一周年感想

30. 一月 2010
面临世博开幕倒计时的一百天,我们可以回忆始于08年中的全球风暴中的日子,也可以缅怀处于经济危机环境中的艰难时刻,在这将近400多天的日子里,我们切身感受到全球金融的危机是如何排山倒海摧毁我们的生活梦境,让我们体验到什么是全球化下的一种经济生态链的集体反应。随着今天中国的GDP保8的成功,以及经济形态V型的反转,随着房价的节节攀高,我们又开始乐观的规划我们未来的生活愿景。我们好像很快忘掉了遭受金融风暴摧残的残酷日子。随着XX更美好的”口号的大张旗鼓,我们有必要再次翻开记忆的残片,打开历史的相册,把历史现场的影像作为一种审视事实的倒影,反观现实,思考未来。
今年开始的股市在一种经济数据见好和经济政策唱好的环境下,居然奇怪地向下突破了半年线,形成了新的下降通道。这种事与愿违的趋势,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联想到煤炭、资源等领域产业的国进民退,和贸易保护的烽火连天,以及美元的持续走强。中国的3架马车(出口、消费、投资)依然没有强有力的得到结构性的改变。那么接下去:出口还是那么的艰难,投资还是带来更多的泡沫和腐败,消费增长依然那么的疲软,我们的经济结构安全了吗?我们的未来有足够理由乐观吗?
不过,正由于中国政治结构的特殊性,我们依然相信他的宏观操控能力和执行能力是居于世界首位的。我们依然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正确的决策和几千年历史因素,足够他能像电影“2012”中提到的那样:“这种事情只有中国能够做得出来”。                   2010年1月

上海,呀上海:引擎计划
金江波
全球金融危机警报还未解除,全球经济下滑还未见底,中国的反应无疑是快速而敏捷的。在股市率先全球其他市场开始强劲反弹后,新一轮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已经有力的投向了市场。
在这之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海政坛曾经动荡过;也影响了这个每年以双位数增长而被称之为“经济引擎”的动力,在之后的几年里其排名急剧下滑。在这场全球经济拯救与金融战争的硝烟之中,长江三角洲的龙头—上海,无疑是最受人关注的对象之一。
今天的上海,面临2010年的世博会的倒计时,也面临新一轮经济发展的综合需要;旧区改造、世博建设、市政配套工程等一系列大型工程项目正在日夜施工,让我们看到旧日的引擎正被重新点燃。
当我拿着我的相机,凝视着这样的现场,看着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里,即将诞生的一个个奇异空间的建设现场;据说不久的将来,全球将可能有7000万人蜂拥而入这个现场时,我想,那时“引擎”是否将会欢快歌唱—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了吧?
                                                               写于  2009年4月
Alarm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ve not been cleared, but China's response is already quick and smart. In the stock market, the powerful rebound in China was followed by other world markets. Just after that, a new round of four trillion economic stimulus plans has started in china.
 
In the countdown to 2010 Shanghai Expo, the city is facing a new round of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s. A series of maj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about urban renewal, Expo-related supply, infrastructure, etc, are coming up day and night. It seems that the old economic engine is being re-started.
I took my camera, gazed at this scene, witnessed the birth of a building site in a strange time and space. It is said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a total of 70 million people would rush into this site. I am wondering if the "engine" is keeping driving at that time -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right?


































作为时代精神症候的室内空间——吴印咸、渠岩、李前进、金江波作品分析

29. 一月 2010

作为时代精神症候的室内空间——吴印咸、渠岩、李前进、金江波作品分析 / 史建

0.当其无,有室之用
       摄影术的发明,激发了人们对城市和建筑的视觉审美;印刷术和媒体的发达,更加强化了人们对空间(三维)的视觉化(二维)感受。如今的所谓当代建筑,完全是一种与场所感无关的摄影术的炫耀与宣泄--广角和移轴镜头的普遍使用,已使建筑专业摄影技术普泛化,由此,为建筑摄影所阈限的表皮建筑,成为当今的主流。即建筑越来越被迫成为表演性的、为专业摄影镜头效力的、诡异的空间体量组合,正在失去空间的现代主义初期最本质的精神向度。
       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是东方智慧的推崇者,他尤其喜爱老子的一句话:“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在他看来,正是这句话揭示了现代主义的具有精神向度的空间理念的精髓。
       老子的这句话是用来说明“有”与“无”的辩证关系的举例,这句话的下文是“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老子看来,人们往往只关注实有的作用,而忽略空虚的作用。以此论断逆推他的例证,正好揭示了当我们面对建筑,形式(设计、表皮、外在、物质)被过多关注而空间(内在、精神、目的)被日益忽视的症结。
       “文化无能为力之事,建筑也一筹莫展”,雷姆·库哈斯的这句箴言多少道出了当代建筑越来越远离社会,缺乏批判性和观念性的苦衷。只是,对于剧变中的中国而言,建筑无能为力之事,艺术却未必一筹莫展。
       这次展览展出的吴印咸(《北京饭店》)、渠岩(《权力空间》+《信仰空间》)、李前进(《桑拿浴》)和金江波(《中国市场图景》)的摄影作品,都完全“屏蔽”了室外(建筑与城市)的表情、也“剔除”了室内生物的“空”间,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实,空间从饭店、乡村办公室、乡村教堂、洗浴中心到废弃车间,这些作品均以超级的冷静与耐心,以及类型化的系列手法,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空间密码。

1.乖戾的北京
       吴印咸的《北京饭店》拍摄于1975年,照片中在今天看来颇有乡镇旅馆情调的室内设计与陈设,却是“文革”末期中国对外的窗口或面子(位于被称为中国的商业街--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饭店新楼,曾经是动乱年代北京仅有的新建高层建筑)。它展示了一个物质严重匮乏、文化严重封闭、意识形态严重左倾的时代,室内设计与陈设的酸涩的乖戾。
       在此之前,吴印咸经历过由中国早期最具都市性的电影摄影家(《都市风光》、《马路天使》)到主流叙事摄影大师(《白求恩大夫》、《赴重庆谈判》)的嬗变,在拍摄《北京饭店》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空间景观的国家叙事的代言人;在此之后,他于1981-1983年以八十多岁高龄拍摄的《人民大会堂》,再次以众多室内空间的摄影,准确捕捉了其营造年代(1950年代)与拍摄年代(1980年代)的时代气质,这时,《北京饭店》所代表的特殊年代的乖戾气质已渐远去,《人民大会堂》所昭示的,是一个在物质上日益充裕、文化上日益虚张、政治上日益城府的时代的国家空间。
       拍摄于1975年的《北京饭店》中的室内设计与陈设,没有50年代和80年代人民大会堂式的设计与陈设的雍容自信,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显露出物质、审美和趣味的捉襟见肘:日光灯、茅台酒、中华烟、沙发套、手工地毯、厚重的窗帘和抽纱的窗帘……那个时代所有顶级物质堆砌起来的,却是灰暗、封闭、令人窒息的空间气氛,以及琐碎的、无意的“混搭”效果。
       1970年代末,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日本讲坛社合编过一本《中国的旅行·北京》,那也是国家叙事角度的北京,到处是明媚的阳光、灿烂的笑脸和欢乐的人群,但是它也显示出平展破旧的城区、有限的物质和满城灰暗着装的拘谨的人群。这本书中的北京饭店已经是“以烹调技术好的大餐厅而闻名”。书中还有两张分别从北京饭店屋顶俯拍的长安街东、西区域景观,在西部俯瞰的场景中,偌大的城区除了天安门、电报大楼、民族文化宫和林立的烟囱,就是绿色的海洋;而东望建国门区域,则是平展、苍白的工业区。如今,正是这两幅主流摄影作品,构成了《北京饭店》真实的时代/都市语境。
       “文革”是中国(尤其是北京)当代史中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是一个颠覆和摧毁一切的时代,而北京饭店则是那个时代罕见的宏伟建构之一;不仅如此,《北京饭店》这组作为政治任务拍摄的主流摄影作品,以国家叙事的堆砌和虚张,见证和突显了那个时代的乖张气质,从而“无意”折射出其观念摄影的特征。

2.酸楚的权力
       渠岩《权力空间》均拍摄于山西乡下的村长办公室,由于经费紧张、青壮劳力进城和乡村行政控制力的架空,这些空间早已不复往日的辉煌,有些甚至不得不挪到村长家里。在这里,奖状、标语、旗帜……象征着权力的图腾并不俭省,在那些家庭村长办公室,这甚至成为空间身份的见证物和空间尊严的象征。在《权力空间》中,公权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模糊了,但对于这些偏远地区的村委会而言,这种模糊并非公私行政界限模糊的空间证明,而恰是公权日益萎缩、架空、无着,乡村日益沦落的尴尬处境的明示。
       《权力空间》以一个个令人震惊、酸楚的乡村基础权力衰败空间的呈现,揭示了中国超速城市化的光鲜景观背后的残酷现实图景。如果1949年的革命及其以后的不断运动是对中国传统乡村乡绅权力阶层的铲除(实际上,民国时期保甲制的推行,已经动摇了乡村社会相对的自主性),1976年以后的变革又导致了革命政治权力的转型,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及其超速城市化则导致了乡政自主权力(村民自治制度)的衰败。尤其严重的是,前两次权力终结都源于国家体制的突变,并由此促动了乡村权力与文化的革命,而此次乡政权力的衰微,却是在乡镇/村政、政治/经济关系的纠结、模糊,以及城市/物质的诱惑中“自发”形成的。在中国漫长的、以农业为表征的文明中,乡村“第一次”不再是国人理想的文化寄托,它成为被抽空、榨取和遗弃的地方。
       渠岩另有一组《权力空间》作品,拍摄的是大城市中政府机构官员和企业老板们的办公室,毫无疑问,这正是中国“权力空间”的另一极,是乡村权力空间的乌托邦。但是除了空阔的空间和壮阔的家具(均直面来者),粗劣的传统书画(农业文明残迹?)成为室内惟有的陈设。都市“权力空间”的“空无一物”与乡村“权力空间”的“细节堆砌”,呈现了这个时代权力空间的两极,也逼视出主导这个时代的神秘之地的原形。

3.坚硬的信仰
       在《信仰空间》系列作品中,渠岩关注的是边远地区乡村的“地下”教堂。就像《权力空间》中的村长办公室往往与民居无异,甚至就在村长家里一样;《信仰空间》中的乡村教堂也往往是破败的村舍,层叠的条凳(及上面的坐垫)和室内的装饰(十字架、耶稣像和条幅),是宗教的神圣性的仅有表征。
       超速城市化已经抽空了乡村的青壮劳力,乡村教堂是留守者的“乐园”,满足了他们对集体活动、归属感和对付病患的本能需求。但是与杨延康等的摄影作品用场景渲染、人物状态反映乡村宗教现状的手法不同,《信仰空间》与《权力空间》一样,只是专注于无人的乡村教堂的室内空间。
       在乡村教堂同样局促的空间里,办公桌/炕的占有的空间(权力的象征)让位给了层叠的条凳,室内铺展着更多的细节,就是阳光也因这些细节而被赋予了神圣性,这些高度本土化的陈设说明,教义甚至被本地化和通俗化了。这些已经完全脱离了原有宗教语境的宗教活动,并不诉诸精神和信仰(就其本义而言),而只是某种精神寄托和实际愿望的惯性表达。虽然如此,这些高度地域化的精神寄托空间仍然呈现出神圣性,这是一种原始的、无奈的信仰需求的空间见证,它与村长办公室共同构成了中国乡村最为隐秘的公共空间现实的两极。
       值得关注的是,民间宗教空间的暗生和滋长,并未构成与乡村办公间衰落的此消彼长,更多的乡村教堂呈现的,是同样令人震惊和辛酸的破败,是对被抽空了的乡村的再次、也是更为冷竣的揭示。

4.凝重的洗浴
       好像要对渠岩的两组作品做回应,李前进的《桑拿浴》和金江波的《中国市场途径》将镜头对准了乡村青壮劳力在大都市最为普遍的工作空间:洗浴中心和加工车间。
       洗浴中心是近20年来中国城市的新异的消遣空间,但是不同于公共浴场之于罗马,中国的洗浴中心并不是都市的公共交流场所,而是颇为暧昧的主流消费场所。洗浴中心的繁盛,是在传统澡堂式微,城市家庭已经普遍装备家庭浴室的时代--洗浴中心承载了一个时代的欲望,它是城市新富阶层物质欲望(“无限”地耗费洗浴空间和设施)、认同欲望(享受超级周到和谦卑的服务)和生理欲望(通过足疗、按摩、推油、SPA和直接性服务)的宣泄空间。
       有意思的是,这组照片中的粗劣、夸张的装修趣味,竟然与1975年拍摄的《北京饭店》异曲同工,只是洗浴中心的空间更为铺张、暧昧、坦然。在这里,现代以来的话语系统已经失效,城乡间的历史仇视/隔膜也已消弭,身心的松驰/消耗、欲望的宣泄/付出,都是惯常的消费/服务行为,都只以金钱衡量和结算。
       伴随着近二十年超速城市化的,是新异都市空间的疾速崛起,在以超级社区/街区和以交通为唯一诉求的道路系统的统御下,中国城市的都市性(及其所表征的街道和公共空间)日渐散失,神秘而暧昧的洗浴中心的繁盛,是对都市性缺失的某种扭曲的补偿。

5.飘逝的生产
     
中国超速城市化的另一个奇异现象,是城市空间的全面、彻底消费化,家乐福、沃尔玛、国美这些产品超级市场以组合拳的形式直捣城市中心,击碎了中小商业网点和街道的复兴梦想。在超级购物中心,购物、吃饭和闲逛压缩为一种行为,街道和城市的魅力消失了。由于工厂早已远离城区,城市工人已为乡村劳力置换,生产日益与都市的生活隔膜,好像超市里的喷涌不尽产品是大自然的造化。生产日益神秘化与边缘化,也是近年来诸如民工就业、产业危机等问题得不到社会普遍关注的原因之一。
       金江波的《中国市场图景》拍摄的是东莞某台资电视机制造企业的生产空间,但是与上述几组作品刻意的无人化不同,由于金融危机对珠江三角洲的毁灭性影响,作品中的生产空间已被真正腾空,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细节消失了的空寂,不仅生产车间空无一物,就连办公楼的接待大厅也空空如也--悬垂/悬挂的标语口号成为对曾经波澜壮阔的东莞乡村城市化历史的追忆。
       在中国的超速城市化进程中,东莞是一个在超速发展中发生了基因突变的异类: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它从一个农业县蜕变为县级市(1985年)和地级市(1988年),从1995年起,外贸出口总额一直排在深圳、上海之后,居全国大中城市的第三位。根据2003年公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在2002年中国两百个城市竞争力排名中,城市综合竞争力东莞排在香港、上海、深圳、北京、澳门和广州之后,名列第七位。
       这是一个借天时(“三来一补”,“百度百科”:“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地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它最早出现于1978年的东莞。”)、地利(地邻香港和深圳)、人和(雄厚的香港人脉资源)引领乡村城市化潮流的异型的、均质的生产城市。在东莞,人类文明中既有的乡村和城市的理念都已被颠覆,短期内外资的超量投入,促动了区域的超速工业化,由此引发跨地区的人流(在此,《中国市场图景》与《权力空间》和《神圣空间》构成了互补/互动/互衰关系)、物流和资金流,导致以生产和土地粗放利用为特征的、散点式的微缩城市群奇观。
       如今,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寒冬季节,东莞早期的通过出卖土地和劳动力换来的“三来一补”企业,也较早陷入产业难以转变、土地在超速占用中支离破碎的窘境,成为不乡不城的空间异类,而《中国市场图景》中关闭的台资电视机厂的空旷“废墟”,则是对东莞、珠江三角洲乃至中国大陆市场和超速城市化的警示和寓言。

6.作为时代精神症候的室内空间
       我们已习惯于由过于张扬和壮观的建筑表皮呈现的中国超速城市化景观,这是由廉价的设计、快速的建设、粗劣的装修和粗俗的趣味建构起来的令人亢奋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日新月异,在基因的突变中异化着,没有“内部”和“精神”。
       此次,通过观念摄影家们的视角,通过《北京饭店》、《权力空间》、《神圣空间》、《桑拿浴》和《中国市场图景》,由南至北,由乡村到城市,由“文革”至现时的几组室内作品,串接起几个时代、几度空间的“内部”和“精神”。
       这几组照片所揭示的空间都是具有某种公共性的空间,但是在现实中,这些空间又保持着高度的私密性或隐秘性,是作为个人或某类群体的难以公共化和视觉化的空间,从传统的摄影艺术的角度而言,它们并不具备审美的价值。但正是这种成组系列拍摄的类型化手法,“屏蔽”了观者偷窥的快感,将作为时代精神症候的室内空间冷静、冷酷地呈现了出来,由此,阅读我们时代的隐秘的室内空间,就成为对我们时代的内核与精神密码的破解。

史建(北京一石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策划总监,《城市中国》顾问,《今日先锋》、《城市空间设计》、《当代艺术与投资》编委)

媒体报道

和谐拯救危机

4. 一月 2010

我们有什么危机?危机在哪里?我们拿什么拯救?为什么要拯救?未来往哪里去?
http://www.fodizi.com/fofa/list/1324.htm

 

读书日志

新媒体时代的艺术

20. 十二月 2009
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了我们的生存。

新媒体时代的艺术
                                                          金江波
新媒体时代的最大特征,是科技媒介的力量改变了人类原来认知世界的方式。人类解读世界、沟通自然以及自身交流的能力比历史以往更加综合和丰富,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 人类的3维世界甚至4维空间都被科技手段转化为媒介的载体,人类的整体知觉信息被数码代码重组,0与1构成了比现实更多元更丰富的非物理性结构社区。虚拟和现实经常被相互置换,虚拟可以被重构,现实亦可以被虚设。“骇客帝国”所描述的世界正在现实中逐渐显影。在时间的曲线和空间尺度中,0与1的数据得到“合法性”的改变后,崭新的世界观和社会生态又被外部不断输入的数据而与现实世界共生共存。在1960年的一本书中《人与计算机共生》曾经预言式的提到:“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人脑和电脑能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合作关系所进行的思考,将胜过任何人脑的思考。”----J.C.R Licklider 而在2008年的第二期《科学美国》杂志中更是更加精确得描述道:“科学家们希望能够发现他们寻找已经的粒子,从而帮助我们完成对于自然世界的理解。肯定会出现各种极其奇异的现象,如更多的维度将成为可能。。。。。。在这段“旅程”的末尾,我们将走到兆级电伏世界,甚至走得更远,在那里,人类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将知道自身是由什么组成,以及我们目前所居住的这个星球究竟是如何运转的。”
从“第二人生”到“虚拟城市”,从变形金刚到钢铁侠,从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无不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在信息全流通的时代,科技主动地改变了一切。第二人生提供体验者超越现实肉身之外的的虚拟生活经历,依托网络虚拟的系统,生活道具与场景可根据体验的需要而重组构建,虚拟的身份比真实的身份更刺激更多样。“第二的人生”真正实现其现实之外人生任何的想象。它的核心就是在网络的世界里,你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的性别、角色和年龄,你亦可以根据意愿,决定“自己”的未来,成为总统,也可以律师和医生。你可以在任何失败的人生经历(Game over)之后,选择重新开始(Restart)。虚拟城市则更多的让我们建构理想之中的环境,让我们对环境的失意,对现实情景的不满,回到虚拟的世界里肆意构建更多的蓝天,更多的植物,更多元的生态。更少的车子,更少的工厂,更少的高楼,营造更合适的管理更可靠的城市循环系统,甚至更未来的都市。变形金刚和钢铁侠的共同特点就是强大的机器身材和超凡的能量技巧,能够改变和拯救世界的火力武器。但是不同的就是变形金刚是人改变世界的机器梦想,是人类对终极机器乌托邦的泡沫。而钢铁侠却是人类利用科学设想和载体,成为操作和改变世界结构的一种途径,它的能量是一种未来现实的转化。它的“永动机”和世界轴心是“人”起来作用。钢铁侠的梦想不是梦,是人类的“变形金刚”,而变形金刚则是机器的“变形金刚”。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都是信息化战争的经典,当卫星导航与制导导弹,替代了人海战术,“以一抵百”不再是神话。当伊拉克战争的街头比网络实时直播到世界各地的时候,战争就像游戏,是一个被观看者承载体验的“网络社区”。
科技进步急剧得改变着世界,不管这个世界是全球化了,还是网络化了,还是虚拟化了,一个事实就是现代性在缩短进程。技术的进步与变革,时间和物理空间沧桑变化。人的知觉在变,艺术语境必然变化,当初的艺术载体承载不了当下社会的信息,那艺术唯有依托新媒体的力量才能继续探索扩展艺术未来的道路,那么这样的世界中究竟什么才是艺术的文化问题呢?什么样的文化问题在“新媒体时代”成为最需要研究的区域呢?当然新媒体技术如何为艺术服务也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问题核心是“新媒体时代”艺术的文化问题。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新媒体艺术不是今天的产物,文化艺术中的新媒体特性是历史的一种必然延伸,艺术中一直存有新媒体。就像艺术中一直存在着实验性一样,实验艺术并不存在,而艺术的实验性却一直存在。张旭狂草时不是写在宣纸上,而是写在芭蕉叶上,这个时候他的书写就有了一定的实验性和新媒介的特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书写艺术的时代,版画后来就成新媒体艺术,在绘画纪实的时代摄影摄像就是新媒体艺术。从机械技术到电子技术,从摄影到电影,又到20、30年代的无线电通讯,再到60年代的录像,最后演变成今天所谓的新媒体。在材料和媒介的变迁过程中,艺术家一直在利用各种各样的媒介作为他响应文化变迁的一种创作的方式,亦是对“新媒体”文化的研究和探讨。从历史性来说,“新媒体”是相对而言的,无线电相对于摄影是新媒体,电影相对于摄像是新媒体。数码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是一种新媒体。所谓新媒体的概念可能会延伸,到时候可能会变成生物媒体,或者说基因媒体。
当代文化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前卫性、先锋性、当代性为主。先锋主义和前卫主义是以艺术从一个殿堂的深处拉入社会的现场为主要文化价值取向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利用有效的传播手段是体现其文化观念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媒体的传播平台是可以让艺术深入到更广阔的大众中去。上世纪20年代无线电的出现使德国的很多前卫艺术家,都觉得无线电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而到了50年代末期的时候,很多艺术家觉得艺术被重新规范化、形式化。在这个状态里面,有很多逆向的艺术潮流涌现,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互动的概念,就是让观众参与作品,甚至作为艺术作品的直接构成部分。初期是社会互动,人文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到了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期,“激浪派”已经开始将电子媒介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和质询的方式,引入到一些创作概念中。70年代初的时候,索尼便携式摄像机开始出现,给了艺术家运用媒体传播手段直接介入生活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而当卫星通讯技术开始作为一个手段出现的时候,艺术家又马上作出反应,利用卫星传播大面积的覆盖率作为他传播的手段。所有这些媒体,确实有很大规模的传播能力。直到90年代初期视觉化的因特网出现的时候,才产生真正的信息革命。它可以使操纵电脑变成一个大众能够企及的方式,使之成为一种视觉化的渠道。传播者到接受者之间不单单成为一个单向的途径。因特网本身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媒体,传播的渠道是双向的,我在给你输出的时候,他也可以给你反馈。这个时候,一个真正的互动关系开始产生了。在文化上的概念超越时间和空间对物的限制。艺术作品内在场域的物理属性被打破,运用互联网的特性使艺术的创造性得到延伸,是艺术品的展呈手段得到扩展,使艺术的语义产生更丰富的社会效应。当代文化的前卫性与先锋性在新媒体的时代得到更充分得演绎。
回到中国现场,回到个人工作立场,新媒体艺术的创作和价值应该这从两条线索介入到艺术文化核心区域。其一就是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在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本土的社会形态极其多样、多元和特殊性。其今天取得的成果即超越了西方经验,也超越自身历史发展经验,中国现实本身特有的政治性、社会性和地域文化的差异性都为当代艺术的创作提供介入的巨大空间。研究本土内部关系,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力量所在。用社会化的广角镜头扫视下,可以看到很多比超现实主义更荒诞更震撼的微观事实。这个时候艺术是一种对社会的研究性工作,同时也是艺术与社会问题的互动反映。这就是艺术的文化问题。而可选用的艺术呈现的方法是既可以用摄影媒介亦可以用录像媒介来体现文化艺术的新媒体性。选择这些媒介的工具,可将新媒体的易于工作、易于传播、易于保存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在我的《中国市场图景计划》和《经济大撤退》艺术计划中可以体现了这方面的实践。
第二就是科技时代的技术革命持续发酵,新技术,新材料,新媒介层出不穷,人改造自然,改造环境的信心和能力日益膨胀。艺术可以调用的手段超越了历史的以往,在跨越学科的局限上,跨越了媒介的单一性上,艺术的生命力重新获得新的空间,综合的媒介能力加强了艺术的语境能力。那么,在艺术的创作中,各种问题就能得到比架上和装置获得更好的解决方案,比如,全球化下的网络时代,各种民族文明特性的差异,穿越时空交流往来更加频繁的事实。通过我在2003年创作的《第三只眼》网络艺术作品切入这些文化问题的针对性中,使对于东西方之间差异与共生的社会的现实转化为艺术作品,亦是民间实时文化交流的第三种力量,一个“地球村”的概念被新媒体艺术的作品演绎出来,而使观众真正实时的成为互动体验的主角。而当政治人物日益成为明星文化的造物时,我则通过针灸点穴的手法梳理其生态的关系。当然此时的艺术和生理学和中医学密切结合,研究其针灸的方法,通过计算机的感应触发能力,激活作品的新媒介。艺术的媒介同样也可以成为作品智能概念的试验,我尝试采集人体的信息和数据使人的神经和潜流意识通过医学上的技术解剖成为艺术智能化的模块,我从《我酷,因为我的眼中只有美女》等作品,试图建立一件智能服装,它能自动分辨男女,自动判断女性的美丽指数,从而发出着衣人的求爱信息。同时也正在实验这样一套服装,能根据着衣人的原始情绪变化,通过衣服的色彩变换实时向外部发出喜怒哀乐的身体自然信息。
但同样值得我们警惕的是,科学工具主义的盛行,让我们对机器和信息化设备的依赖性日益俱增。人们习惯用这些科学工具来处理日常事态和经营生活模式,而对身体传统的行为习惯呈现出遗忘式的特征。信息工具不再是强迫式地促使你选择它。而是处于这样被新科技笼罩的环境中,成为身体和意识中的一个有机体,让你别无选择。身体原始具备的自然性被科技化的经验慢慢消解。在此状况下发生的艺术行为成为一个工具文化象征的嫌疑。一方面突出体现工具的方法带来了超越传统的审美和文化新体验,这些超越过往经验的体验产物,具有艺术目标的共同性。另一方面工具的强势掩盖了艺术本身存在的文化差异性。原本个性的、微观的、针对性的艺术问题变得不再重要。这将会使艺术越来越不好玩。
不管怎么说,艺术的新媒体化是一种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艺术未来先进方向的一种正确选择,艺术的概念和生态将随着新媒体性成长演绎,艺术的收藏形态和美术馆的现场也被逐渐消解,因为作品的介质可能激变,艺术呈现的现场变成一种数码的无形的物理特征,而且或许可以根据环境的不同自我调整成最佳的展览模式。这个将不会是科幻而是现实,就像我们曾经无法设想海水居然可以饮用,而在今天这些正在成为现实。

评论文章

形势严峻(转自楼爷的博客)

20. 十二月 2009
形势严峻
       美元指数大涨所带来的思维逻辑改变。政策决定市场这一铁律已经在美元身上得到反映,美元阶段性大幅反弹是否会引发反转条件的判断,眼前来看还有点早,但,民主党与共和党根本的利益点是不一样的却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现实;美元大涨必然引发大宗商品大跌的逻辑看起来似乎出现了问题,因而必须重新审视美元波动所带来的影响,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去的惯性会延续多久,经济是否会出现二次探底都会成为影响巨大的事件,毕竟,市场里充斥着巨量的流动性事实也会因为事实的贬值带来大宗商品因寻求平衡点而不至于出现大跌,而指望因美元因素造成的通胀预期只可能是极短期的作用。
  国内情况却一直很令人担心,矫枉过正的做法总是令人无所适从,09年巨额投放的货币,使得房价带动的房价涨不停之外,蔬菜、粮食、油价都在涨,水电也在涨,这一轮的涨价速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快,一个真实的货币因素造就的国内通胀正在形成。庞大的政府架构使得政府开支占据GDP的比例高居不下,吹大的泡沫可以支撑其不断增大开支的需求,我们不能准确知道泡沫何时破裂。尽管已经有泡沫了,但泡沫还可以长大,你愿意主动去捅破这个泡沫而使自身需求得不到满足?你又能因此而不去捕捉这价格继续上涨的利益?而在地方政府的内心深处,从来都是希望房价上涨的。土地业已成为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政府的土地银行,可以通过土地从银行获得贷款,可以到资本市场兑现;土地更是政府的土地银行,财政不足的时候可以通过拉高地价,增加财政收入。这样的土地市场不改的话,想改变房地产市场,是缘木求鱼。
  理论上,货币量过多,最终是要引发物价上涨的。但是今天的经济早已经不是上世纪初叶的经济了。虚拟经济空前发达,货币扩张,钱首先流入的不是商品和劳务市场,而是货币和资本市场;首先上涨的不是商品和劳务价格,而是资产价格(在货币自由兑换条件下,还有下降的汇率)。而且,这中间的传导时滞无疑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正是蒙代尔、麦金农等所强调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商品和劳务市场反应速度不一样的问题。理想的办法,是把资产价格也纳入通货膨胀指数的考虑之中。但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资产价格受到预期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具有易涨易跌的属性,怎样把资产价格纳入通货膨胀指数的考虑之中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中国经济总体上是一个产能过剩的经济,这是由我们的经济体制所决定了的。体制性的“投资冲动”、“消费压抑”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可以避免银行的大规模倒闭,而且中国也具有避免房地产泡沫大幅破裂的条件。中国的资产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的真正危害在于对于制造业的伤害。像我们这样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人力资源含量又不高的国家,依靠处在盈利边际上的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仅至关重要,也最是需要关注的。
  流动性过剩,经济就会充满投机性,人们就会热衷于挣快钱,干短、频、快项目,而不是去从事新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这样的长期项目。这对于竞争力的培育和长期经济发展显然是极其不利的。当前楼市的火爆正是经济充满投机性,人们热衷于挣快钱的结果。不要简单将楼市的火爆看作是实体经济企稳回暖的信号,楼市的火爆表明的恰恰是实体经济的困难。
  回到股市最近的大扩容来说
  今年IPO开闸以来,完成招股和披露招股计划的公司已达108家,完成募集资金1663.34亿元,远超去年全年的78家和募集资金1009.22亿元。
  今年再融资金额也超过去年。统计显示,今年增发公司122家,较去年减少20家;增发市盈率由去年的22.79倍提升到27.43倍,增发募集资金2763.55亿元,较去年多出400多亿元;配股公司8家,同比减少一家,募集资金93.42亿元,同比减少近60亿元。定向增发、重组式增发为再融资主流。
  3周连发29只新股扩容加速大盘短期有压力,种种迹象表明,市场扩容节奏明显加快。
  疯狂的房地产市场是货币失衡的产物。从1985年以来,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大约以高达22%的复合年率增长了24年,所以房地产市场化之后除了短暂的震荡,基本维持上行趋势。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银根宽松前所未有,到11月底,广义货币同比增长29.74%,到达吓人的高度。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房地产价格持续10个月走高;今年前11个月,房地产市场货币投放量达48170亿元;地产资金杠杆率大幅提高,从2008年的2.86倍成本杠杆提高到今年的5倍——一场大的货币危机正在房地产市场潜伏。
  12月17日,财政部、国土部等五部委出台《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通知的要点有两条,一是地方政府必须将土地出让土地出让收支全额纳入地方基金预算管理,二是明确开发商以后拿地时,“分期缴纳全部土地出让价款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一年,特殊项目可以约定在两年内全部缴清,首次缴款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款的50%”,如果开发商拖欠价款,不得参与新的土地出让交易。这表明国务院常务会议稍早决定将继续综合运用土地、金融、税收等手段,加强和改善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开始进一步推进。
  房价确实涨得有些让市场及管理层“恐高”了。管理层此时出手肯定对房地产行业的未来发展是有利的,但股市是不是也达到了同房市一样的“恐高”程度值得商榷。为何股指在狭窄的区间内徘徊的情况下还会不断加大市场的融资、再融资速度?
  首先,从整体而言,当前A股市场估值并不高。其一,从静态数据来看,目前A、B股总市值超过29万亿,不低于2009年7月底的水平,按照去年全年的上市公司总利润来看,1万亿净利润是较高的水平。而29万亿的市值,按照平均市盈率算也就是29倍。29倍的水平在牛市来看并不算高。
  其次,从历史的角度看,根据数据统计,对比2004年自2009年的6年时间市盈率(以年末收盘市值与当年的上市公司净利润相比)可知,前5年平均市盈率18倍,最低市盈率在04年(8.53倍)和05年(6.42倍),07年由于是上轮牛市的最巅峰时期,年末估值在38.38倍;相比之下,09年目前27倍的市盈率与最高38倍差距不远,但与05年6.42倍的估值相比,目前差距很大,因此未来下跌的空间仍存在,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业绩不断得到改善也是事实。
  从结构性角度来看,占据总市值23%的银行业14家上市公司是本年度上市公司整体净利润的最大贡献者,2009年前三季度14家上市银行共实现净利润约3386亿元。而截至10月31日,1681家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7831亿元,相比之下,上市银行业利润占到整体水平的43%。从市值对比来看,14家上市银行以3400亿不到的利润创造了6万亿不到的市值,平均市盈率不超过15倍。
  通过分析发现,银行业利润有高估嫌疑。从银行业不良资产率比例来看,历史的状况值得留意。自2004年以来,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资产率从12%左右的水平降到了目前低于2%,而从2007年以后,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是不断下降,在去年曾经出现负增长。通过以工业企业利润与银行不良资产比例的数据对比说明了一个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现在还没有反映工业企业利润下降的事实。银行业贷款风险增加的可能性并没有在银行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上反映出来。
  另外一方面,考虑到金融机构对房地产市场的大力支持,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价量齐跌的现象,那么断供的风险也就要加大,尽管我们依然没有数据证明未来房地产下跌与银行不良资产上升之间的比例关系,但目前,上市银行的高利润可能是滞后经济发展的一种高估现象,值得警惕。
  从以上分析,或许我们会发现其中一些逻辑,在管理层心目中,楼市火爆,股市也不便宜,土地及房子的供应量无法跟上市场投资需求,而股市的融资、再融资却是可以得到极大的满足,因而,最近不断加大股市的供应量也就在情理之中,况且,每年的货币供应量也未见减少,房市和股市历来是国内投资者最关注的两大投资领域,“国四条”出台之后,积聚于房产市场资金或许需要寻求出路,而继续做大的股市规模后使其成为资金蓄水池?
  从股市运行结构来看,业绩浪可能仍然会出现,只要是手持业绩优异股,目前来看并无多大风险,上面的分析只是从大局方面来做一个预估,毕竟,市场由牛转熊的条件还不具备,只是我们需要将不利因素多考虑一些。

读书日志

陈志武:2009年后改革大退化 未来十年国企将面临亏损

14. 十二月 2009

陈志武:2009年后改革大退化 未来十年国企将面临亏损

2009年12月14日 15:50《新华商》杂志

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从2049年看中国

1978-2008年是“经济”改革开放时期,2019-2049年也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只是侧重点在体制上。两个阶段加在一起,才完成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的全程

从2049年看中国

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

今天已经是2049年,自1949年至今已经一百年,期间中国走过几个不同阶段,经历了几次危机,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尽管如此,中国经济虽然按人均GDP算还是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但今天在总体规模上跟美国不相上下,已经是世界经济二强。

回首看过去,一切并不像当初预期的那么一帆风顺。原来总觉得中国就是与其他国家不同。想当年,1978年至200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长达三十年中年均增长超过10%,在那种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又加上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因为那时的政府大刀阔斧救市,让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出来,于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受世人赞叹不已。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回想起来,我们还是发现人性决定的规律,在中国也不例外。

回顾2009-2019年的历史

2008年那次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自满占据上风,人们变得过于自信,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可能不持续,风水轮流转已经转到中国了。结果,在金融危机之前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产权改革、财政民主改革、税权宪政制衡机制改革,危机之后都被放弃。据说,当时的决策层、知识界和业界普遍认为没必要改变之前的体制,没必要改变那时已经势不可挡的“国进民退”潮流,他们觉得正是那种政府严格管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制才使中国经济不仅快速增长三十年,而且给其以极高的抵抗危机冲击的能力。

就这样,2009年之后改革动力快速退化,体制改革就是如此,不进则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国富民穷”局面继续恶化。这不奇怪,因为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一方面政府几万亿的“铁公基”项目主要由大中型国企承接,另一方面2009年的数万亿“天量信贷”也主要流向国企,民企中顶多只有大型民企得到一些,而数千万家中小民企得不到,更何况把这么多银行存款贷给国企后,使原来一直就有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雪上加霜。结果是,国企资源雄厚,在各行业出击,众多民企被挤出,停业关门。见到众多民企要么关门、要么经营困难,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是金融资源与国家政策的歧视所致,而是得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国企”发展中国经济的结论。于是,从2009年到2018年,金融资源和政策继续重点偏袒国企。

第二个表现是,财政税收占GDP之比继续上升。在2007-2008年时,老百姓收入占GDP比重还只略低于50%,但是,到2018年,则降到不到GDP的40%。之所以财政税收的扩张能够实现,是因为制约税率和税种过度膨胀的机制没机会形成。当然,税收增长的一个原因是2005年后收税的效率提高很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需要。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开始的那么多“铁公基”项目,迫使各级政府继续往里投资数年,否则就有太多烂尾工程,所以,政府需要很多钱。再者,原来地方政府可以靠“土地财政”,比如,在2007年,不少市政开支的80%左右来自土地出让金,所以,那时候,各地政府有很多激励去“保护”房价。只是经过几轮行政操纵后,到2015年左右,房产已经是天价。在那时候中国城镇化比率已接近60%,还没进城镇的因房价太高,进不了城,而城里以房子投资的人也无法再多买了。更何况城镇里能够被政府卖的地已所剩无几。就这样,房价到顶,“土地财政”的路就越来越窄,为了支持开支需要,各地政府只好放弃“预算外收入”,转向更多依赖正式的征税。

第三,国内民间消费需求继续下降,到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左右。一方面,由于上述“国富民穷”的趋势越来越强,2009年后,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和官员都强调扩大民间消费的重要性,但是,在民间掌握的资产财富和收入比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这当然只是愿望而已。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在1978年时几乎没几个,到2008年时有6000多万家,而到2018年只剩5000多万家。这种因金融资源和政策歧视造成的国企挤出民企的结局,对社会就业打击严重,2008年前的中国经历是:对国企的投资是对民企的四倍,但国企并不增加就业机会,而民企每年增加就业500万以上。可是,这些数据并没能改变中国资源配置偏袒国企的基本格局,反而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得到强化。从那以后,就业需求大于就业供给的局面继续恶化,劳动力成本即老百姓收入继续下降,造成了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

在民间消费无法增长太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不能转型到依赖内需,而是只能继续依赖出口市场。可是,到2009年时中国在许多商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已接近顶峰,2009年后要再增加,其在各国的政治阻力越来越大,特别是那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就业的冲击之后,连美国的政客也抵挡不住来自工业工会的压力,不得不让步于贸易保护主义。在2013年之前,中国政府想尽办法让中国的出口每年勉强增长一点,但到2015年出口已无法增长了。

于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开始的“再国有化”以及“铁公基”运动的后遗症,到2015年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不仅社会失业严重,而且许多基建项目完工后使用率低,国企亏损又开始像20世纪70、80年代那么严重,这些都转换成银行的呆坏账。

不过,由于商业银行都是国有或者国家绝对控股的,所以,银行的问题就是政府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政府财政没有问题,财政部就能为银行买单,银行破产危机就不可能发生。

只是如上面介绍的,到2015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越来越吃紧。虽然“土地财政”还是有一些、各种税率已经很高,但是国企亏损越来越大,政府需要往其中补贴的金额越来越多,银行的呆坏账也在膨胀,这就逼着政府加税,并通过向银行发国债补充财政,以期度过挑战。到2018年,严格意义的金融危机还没发生,只是在国有经济的安排下,潜在的金融危机已经被转变成财政危机。在继续加税可能使社会反抗、同时政府负债已经很多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多印钞票,以通货膨胀来解决财政危机。

2019-2049:再来一场改革开放三十年
往事并非总是不堪回首。1978年至2008年长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来得太容易,以至于即使人们没有把其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也不妨碍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多年。特别是经过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表现,让许多人更是不能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恰恰是因为离原来的管制经济越远、离国有企业垄断越远、靠经济自由越近、靠民营经济越近所致,而不是因为国有经济比重很高所致。

在当时自信与自满占上风的情况下,太多人的确难以理性地理解当初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难以选择进行基础性体制改革。所以,在2009年后,反而选择强化“国进民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2018年后的短暂危机和动荡不完全只是一件坏事,因为人也好,社会也好,太成功之后,特别是太长时间成功之后,会变得过于自信,然后就朝着非理性的路走得难以自我回头。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看来只有危机才能逼着社会纠错。

2019年后社会还是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阵痛。可是,痛定思痛,这为那时的领导人倡导的基础性制度改革创造了社会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之后开始了真正的国有资产民有化改革、土地产权交易市场改革、征税权制约机制改革、财政民主化改革,等等,这些是邓小平时期也考虑过但之前时机不成熟的改革,终于在过去的三十年发生了。

1978-2008年是“经济”改革开放时期,2019-2049年也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只是侧重点在体制上。两个阶段加在一起,才完成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的全程。回过头看,当年人们说东欧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式如何如何的不合适,而中国的“渐进式”是多么优。只是现在再看这个问题,差别在于东欧的改革当时就完成了,他们早就不谈改革的话题了,因为改革的事对他们已经相去太远;而中国的“渐进式”到今天,到2049年才走完。人生有几个七十年呀!


读书日志

从东莞到Patea:后殖民时代的经济学考古之旅

9. 十二月 2009
从东莞到Patea:后殖民时代的经济学考古之旅
 金江波

照相机是传送现象的盒子。相机所传送的现象是一种建构,一种人为的文化产物。对文化产物的拍摄可以当做为一次文化建构的行为。
     -约翰.伯格(John Berger)
 
全球近现代经济格局的变化,我们不妨从一种殖民化演变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前殖民时代:
   这是一个以大国掠夺为主的时代:是战争和侵略为手段,以掠夺为主的时代,是政治因素主导国家力量的时代,是全球国家政治地图版块重新划分与圈地运动盛行的时代。
时间背景大约以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段时间为主。
后殖民时代:
   这是是资本掠夺时代:是以经济渗透和金融策略以及资本并购为主要手段,进行资本侵略为主的时代。是经济力量决定国家力量的时代,是全球资源配置重新划分,争夺全球货币主导权以及产业结构优化权的时代。是资本力量超越政府力量的时代。
时间大约以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柏林墙的倒闭、冷战结束为起点。以全球经济一体化开始为标志。
 
在《世界是平的》这本书里有一段精辟的描述:
冷战时期最明显的衡量标准是重量—特别是导弹的投掷数量,全球化时期最明显的衡量标准是速度—商业、旅行、通讯和革新的速度。冷战的公式是爱因斯坦的质能相当性,即E=mc2全球化得公式是摩尔定律,及计算机的芯片的能力在18-24个月内翻一番,而价格还不到原来的一半。冷战时期最经常的问题是“你站在那一边?”在全球化时期则是“你与谁相连,怎么连?”冷战时期还被经常问的是“你的导弹有多大?”而全球化时期则是“你的网络有多快?”冷战时期最重要的文件是“协议”,而全球化时期的主要文件是“交易”。
     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最近10年,也就是说在加入WTO(2001)之后,经济发展迅速融入全球之中,得到更为迅猛的发展,也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在被誉为“中国崛起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刻,同样也面临着更多复杂的问题。包括政治、社会、民生、环境等等。这些带来了特殊的“经济学”社会景观,折射出更丰富的当代文化内涵,是当代艺术研究的重要课题方向。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伴随着农民进城务工以及全球各级资本投资活动所形成的城乡一体化劳资体系的基本系统。在80年代后期亦以此为单元产生了一批以招商引资为口号的各种类型开发区,在这熙熙攘攘和车水马龙的社会景象中,东莞-这个曾经崛起在改革开放初期,而闻名于“中国制造”时代的南方城市成了一个最为典型劳动密集型外资加工生产基地样本。
东莞就像一个空降的城市,这个城市里有70%左右的人口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空降而来的务工人员,他们跟随着全球空降而来的资本在这里生产、生活,构成了这个城市最特殊最基本的社会单元结构。城市的生态由于他们的到来,显得更加多元、更加丰富、也更加复杂。这个城市除了这些大量的产业工人之外,还游荡着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资本代表的经营者、管理者、还有服务于各个阶层的小姐们,以及产业下游的个体工商者。这个城市一边是配套齐全社区化密集林立的工厂企业区,一边是星罗棋布的5星级宾馆和迪厅舞厅,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当代城市化异相景观。来自全球的资产阶级和生产阶级们在这里贡献着他们的青春和梦想,演绎着追逐财富的游戏。工人们穿着单色的标准化厂装,企业主们开着各国的名牌轿车,在这样一个拥挤的城市里,伴随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加工生产着输往全球各地的“电子元件、数码产品、玩具、服装等等,创造了我们曾以为傲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也是今天我们还在津津乐道的20多年改革开放成果。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越演越烈的今天,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多变的经济金融次序,今年来中国遭遇了改革以来最为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挑战。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国内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对外出口面对全面的衰退,此时,天生嗅觉灵敏的国外资本们看到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清晰地认识到,将近多年的好日子可能即将到头,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曾经获得过巨利的资本家们开始将新的眼光瞄准到具有更多政策空间和劳动力资源性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于是,他们不声不响打好铺盖,收好银票,迅速得撤离中国的生产基地。
 
巧合的是,在新西兰的tanaraki 地区,是后殖民资本同样留下了历史的另一个现场。1883年英国殖民踏上新西兰的这片处女地之时,在风景美丽的tanaraki港口地区建立了一个冷冻肉制品加工制造基地。这些优质的新西兰肉禽类被制作成肉制罐头产品后,通过港口运送到欧洲,在欧洲大陆销售。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一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欧洲的肉制品加工商品推行产业新标准,由此引发这个工业基地产业升级以及结构调整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于是,和东莞的情况一样,来自英国的资本家觉得产业升级和企业工人的技术升级等等提高了企业成本的运转能力,还不如关闭之后一走了之。结果这个基地在一夜之间受到重创。资本狂撤,工人失业,整个地区为这个工厂所建造的下游服务业也随之纷纷倒闭。在过去将近30年时间里这个工厂的遗迹就停留在这个Tanaraki美丽的港口之边,成为该地区每个人眼中争执的论点。当地的居民将那个地点视为危损公共卫生的一角,一个和环保生态问题相伴的地标。以前Patea的市长 Norm Mckay—这位曾在这个工厂辛苦了29年的历史见证人,他说当年这个工业基地倒闭之后严重地影响了本地的民生。但这里的人们并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务工人员自发组织成一个个互助救济团队,相互协助,度过难关。这样的事件被一个当地的毛利演唱团队演绎成一首歌曲并被广泛演唱,成为那个时代格莱美上榜10周的金曲。如今的Patea这个地点,则完全被碎裂的石绵瓦,、化学用品、生锈的钢筋水泥、灰烬、荒废的燃料存放桶和倒塌的建筑物所覆盖, 而且变成当地晚上有一些流浪汉徘徊的地点。
     Patea冷冻工厂在2008年2月6号星期三被一场离奇大火所烧毁。而这正好将我们的眼光从中国转向全球,后殖民经济的问题浮现在我们面前。
综合2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后殖民时代遗留下的遗迹,他们的现场都有同样的美学特征,是一个历史的废墟、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人为活动留下的文化产物。一切告诉我们:曾经在这生产繁荣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在这里拥有非常巨大的生产力和庞大的生产线,生产时繁华的景象成为时间的记忆,凄凉残破的现场,那种在感官上给人以末路的感觉,那种令人恐惧的空旷,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还有伴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散发整个空间中霉烂腐臭的味道,人去楼空,生产设备和人均已消失,留下的是满地的狼藉。眼前的一切都在无声无息地诉说着,这个“撤退”是慌张而匆忙的,这个“逃亡”是残酷而无情的,洗劫过的一切留给我们的视觉记忆将是无法泯灭的。
摄影机是一架时间机器,每一幅的图像生产是历史的时间刻度印记。
大画幅摄影更详细更具体更微观更忠实的捕捉着现场,在每拍一张都要花费2-3个小时的过程中,消耗体力,消耗时间的创作过程是快乐的,也许是这种原始的摄影方法和行为恰恰是最靠近摄影本质的。
大画幅的摄影交替微观的数码摄影,被我称之为扫描式的视觉考古方式,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现场的编码。用这样的行动来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对于摄影而言,一个通过研究获得社会的现场实际上是摄影的最佳现场。一个有效而准确的现场,往往比闭门造车营造的图像来的更有力量更容易引发思考。
在这些历史图像面前我们可以思考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否就是后殖民经济模式? 而这些后殖民经济时代兴建的“新资本集中营式”的厂房建筑遗迹,譬如:东莞和patea的现场将成为研究“后殖民资本”的隐蔽性和残酷性的历史的见证物。
                                                    
                                           
 

评论文章

WATW

27. 十一月 2009

WATW
We Are the World:
Photography from China and the Netherlands

Location: Three Shadows Photography Art Centre
No. 155A Caochangdi, Beijing, China
Opening: November 28, 2009 2pm
Exhibition Dates: November 28th 2009 to January 28th 2010, 10am to 6pm (closed on Mondays and National Holidays)
Curators: Bas Vroege (Paradox Foundation), Stephanie Tung (Three Shadows Photography Art Centre)
Artists: Chen Xiao, Jin Jiangbo, Mo Yi, Song Chao, Xiong Wenyun, Zhao Liang, Zeng Han, Jacqueline Hassink, Theo Niekus, WassinkLundgren, Henk Wildschut, Frank van der Salm, Gerald van der Kaap, Ad van Denderen

WATW is short for We Are The World. The song (written by Lionel Ritchie and Michael Jackson) was originally written for a 1985 campaign against famine in Ethiopia, and later hijacked for a multitude of purposes, commercial as well as non-commercial, addressing the issues of solidarity as well as mutual responsibility.
 

WATW
天下一家:中荷联合摄影展

开幕式及开幕酒会:2009年11月28日下午2时
展览时间:2009年11月28日——2010年1月28日
策展人:巴斯•弗吉(帕拉多克斯基金会)、董晓安(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蔡萌(广东美术馆)
参展艺术家:陈晓、金江波、莫毅、宋朝、熊文韵、赵亮、曾翰、杰奎琳•哈森克(Jacqueline Hassink)、提奥•尼克斯(Theo Niekus)、瓦辛克•伦德格伦(Wassink Lundgren)、亨克•维尔德舒特(Henk Wildschut)、弗兰克•冯•德•萨尔姆(Frank van der Salm)、杰拉德•冯•德•卡普(Gerald van der Kaap)、阿德•冯•登德伦(Ad van Denderen)。

        WATW是《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的缩写,本是莱昂内尔•里奇(Lionel Ritchie)和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1985年为赈济埃塞俄比亚饥荒所写的一首歌,后来被挪作他用,用于商业和非商业的目的,强调了团结和共同责任的问题。
        本次由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与荷兰帕拉多克斯基金会(Paradox)合作举办的2009/2010年巡回展构架下,WATW是指后一个概念:即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高度复杂并且在文化、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相互关联的世界中的共同责任。
在这个世界上,部分地区的过度消费导致另一地区经济(以及移民、人口)的增长。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危机让我们越发意识到一个事实: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而且将来也必须去购买美国的债务,以便满足进一步的增长。但是为满足全球消费,当然还有中国飞速发展的国内市场的需要,全球产生了对能源的爆炸性需求,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激增,这一切最终会杀死我们所有人。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经济和未来比以前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延时——中瑞媒体艺术联展Time-lapse

20. 十一月 2009


展览名称
延时——中瑞媒体艺术联展

展览时间: 2009.11.25 至 2009.12.20

主办单位: 中国美术馆、比尔当代艺术博物

展览场地: 中国美术馆 19、20、21号展厅
参展艺术家
陈邵雄(ChenShaoxiong)
张培力(ZhangPeili)
彼得·阿什曼
胡介鸣(HuJiemin)
迪莫·罗斯利和丹尼尔·韦德
亚历山大·哈恩
瓦伦缇娜·瓦克斯克
何维·格罗曼
邱志杰(QiuZhijie)
亚瑟·克莱
金江波(JinJiangbo)
曹斐(CaoFei)
延时”指的是一种摄影特技,及在拍摄时将画面间的间隔延长。其延缓或延伸的过程在最终以每秒24格播放时(而每秒24格的播放速度制造出实时的错觉) ,明显地构建了一种加速后的人为效果。“延时”因而进一步操纵错觉以达到另一层面的合成感, 及一个相较由模拟所获得的“真实”之“虚拟真实”。
    时间以不断覆盖空间的运动呈现自身。当运动在空间中展开,在其独特的进程中,无数不同的事件和情态得以发生。在“延时”中,通过将空间中的速度以及相互的间隔剧烈地放缓以达到最终的速度和连贯,其伸缩性演变成虚拟性,超越了人们对于时空的惯常理解,在一系列的变化中催生记忆。
    本次展览以柏格森 (Bergson) 以及德卢兹( Deleuze, 均为法国哲学家)有关时间-运动的解释为契机,含蓄地缓引“延时”这一摄影术语,在瑞士和中国两国艺术家的参与中,试图检验数字媒体的根本构成因数,及时间的概念以及其在空间中的体现,其对于过程和记忆的启示,其运动所产生的差异,以及其在运用形式语言时所呈现的不同表象,从而揭示被缓慢所遮掩的亟速之社会内蕴,其在时空中之心理与地理间的多样化和差异性,激起我们对于细察在不同的时空概念的框架下文化的构建,以及对于这种时空二元性之崩溃的可能性的欲念。
    此项目是瑞士文化基金会开展“中瑞创新艺术”的交流与合作项目之一。该展览将作为巡展,场地首先分别为中国(中国美术馆), 及瑞士(比尔当代艺术博物馆)。展览将出版中英双语画册。
 

Time-lapse describes a photographic technique in which pictures are taken at long intervals between each frame. Time-lapse, as a process of delaying or prolongation constructs an obviously accelerated artificial effect by synchronizing a 24 frame per second playback speed, which typically creates the illusion of real-time movement in human visual perception. Time-lapse therefore manipulates an illusionary reality to achieve yet another level of syntheticity – a virtual reality as opposed to the “reality” arrived at by simulation.

Time presents itself by movement, which is the continuous covering of space. In space where movement unfolds abound the actions and happenings of distinct progression, that of heterogeneity. In timelapse, through the drastic slowing down of speed in space, in between the delays and elongation for the finale of speediness and continuity, elasticity metamorphoses into virtuality, transcending ordinary perception of the temporal and the spatial, creating memory in a succession of variations.

By metaphorically invoking the photographic terminology in the spirit of Bergsonian / Deleuzian time-movement interpretation as inspiration, the exhibition Timelapse in which a dozen artists from both Switzerland and China will participate,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ent of digital media: the concept of time and its embodiment in space, its evocation of passage and memory, its movement of differentiation and its state of representation in diverse formal grammars to reveal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fast in the disguise of the slow, the multiplicity in temporality and disparity in spatiality, both psychologically and geographically, stirring up a desire to scrutinize the nuances and ramifications in regards to the construct of cultural being in the disparate framework of time in distance and space in locality and the potential collapse of such time-space duality.

Although congenial in their technological outlook, the Chinese artists often invoke in their work a narrative approach imbued with subtle social critique, which reflects the influx of great social change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Works by Swiss artists, on the other hand, tend to have a particular interest in the fundamental shift that digital media has engendered in reframing our perception of time and space, stylistically abstract and austere, prompting a sense of epistemological urgency.

This project is part of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programme ?Swiss Chinese Explorations? of Pro Helvetia, the Swiss Arts Council. This exhibition will be a traveling show with one venue in China (The National Art Museum of China) and one venue in Switzerland (Centre Pasqu’Art, Biel). A bilingual catalogue of English and Chinese is planned to accompany the exhibition.


 

                                     

记事日志